5．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

这种统一和尊严又首先表现在一切规范性法律文件均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同时也在法的规范意义上，使得我们对有关道路问题的回答更加明确。

即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立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就制度运行逻辑而言，如现行宪法第135条对公检法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职责关系的规定。二者今日之分裂几使今日之宪法难言自尊，二者今日之撕裂几使今日之中国难言自立，二者今日之决裂更使今日之中国人难言自信。三是在社会治安领域，将过去所谓的反革命的活动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也有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的民生战略。

将人民民主专政落实到社会秩序综合治理的层面。②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今日中国之儒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制才是今日中国之儒家宪制。其次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政治观念对法理逻辑的主动遵从。

也正因为如此，规范和事实才显得同等重要。[4]由此可知现行宪法当中的教科文卫语词组合确定于当时的全民讨论，但客观地说，设定这一语词组合提案的主体仍然是实际的修宪执笔者。其他一切，包括启蒙文化，很少有暇顾及。现代国家的国体明示于《总纲》第一条，也即总第一条。

相反，反联邦党人主要从内部视野出发看问题，把国内目标特别是对人的自由权利与共和美德的保护看得重于一切。何为现代性？中西所见及中西路径不可能唯此唯一，但拨云见体，殊途同归。

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因此原来‘五爱中的‘爱护公共财物现在改为‘爱社会主义。依然无外乎现代民智与现代国家，或者说现代国家与现代公民。该章并与《总纲》一道，复合于宪法第一自然段的精神意蕴当中。在我看来，我国现行宪法就是这种复合的蓝本。

[6] 自上个世纪50年代正式提出以来，双百方针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而其精准的比喻又内在地包容了创作自由的核心理念。[19]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亦不陌生于在此之前的历部宪法文本。结 语 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亦即我国的宪制逻辑以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与社会制度为基本条块来展开。

而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宪法的其它条文中，又不仅仅只是允许，更是鼓励，甚至是推动和促进。亦由此不可否认的是，修宪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一种政治性的事件。

其一例证不仅在于宪法条款在整体谋篇布局上对现代国家与现代公民的两相安顿，也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入宪，及其对于现代文明共同体的回应与理解。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并由此而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派别与哲学形态。

其理论的意义首在历史性地区分了，也因此证立了纠缠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当中的双重任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传统文明价值共同体的现代转化即包括现代国家与现代公民的一体同构，也包括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打并打通。更为重要的则在我看来，除了西方宪制之国家与公民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国的宪法实践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以至于国家与公民的二元关系能够融含于一个更高远、更深长的起始当中？回眸世界文明史，西方社会发展的路径并不具有普遍性。1982年宪法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重要内容，是宪法与宪法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既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如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第二，与经济或物质相对称，似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为对称逻辑，如第十四条第三款，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而宪法整个第二章，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则无疑是对现代公民塑造的价值引导。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30年不曾断裂，中华人民共和国这60年还和中华民族那五千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比草案中合为一条，加重了分量，也充实了内容。

比如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因为，作为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党的意志最终需要落实到国家根本法，亦即宪法的层面才真正具有国家最高法的统帅效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从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审视并重视文化发展与繁荣之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标志着文化软实力将正式成为衡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否的一个及其重要的指标。作为中国的宪法学研究，则无论如何也需直面这样一种唯物辩证的法哲学逻辑，至少在有关文化的法规范研究当中如此。同时，这是不是说明，改革的动力早在原体制内部就产生了？[8]则又或为破解当下的政治命题提供了一种宪政的视角。诚如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没有脱离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机械的唯物。

皇帝没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旧封建路途不再那么正规，但政局一塌糊涂，思想异常混乱，控制相对放松，意识形态似乎成了空白。进而切入到现代中国的双重任务当中，并承认双重任务前后相续的历史合理性，但终将复合于现代文明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当中。

以八个主要问题系统概括了现行宪法的主要内容。有学者更以此方法解构域外宪政历史发展逻辑：无论是政治宪政主义还是司法宪政主义，又都涉及到现代政治中两个最主要的问题——现代国家和现代公民，或者说作为现代国家之根基的主权的确立和证成，以及现代公民的个人权利的生成与证成。

只是李文认为，启蒙再度转向救亡，其原因在于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乃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我国现行宪法不吝将与时俱进的执政党执政理论纳入其中，我愿意将此看做是我国宪法的一种巨大的包容性，也因此而具有当之无愧的宪章国是、领袖群法的高贵品质。

（三）广义思想 以实证主义法学为审查视角，如果法律不过是命令之式样[9]这样的论断能为我们的智识所接受，那么作为已然成为实定法概念的文化，也就无需对其做一番有关定义的法外之争。（三）精神动力 这种复合的精神甚至隐含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16]乃至根源于中国知识精英所一贯秉持的实用理性。后者则预示着这种法治之制将要在中国得以型塑，并进而型塑这个国家。

与此同时，我国现行宪法又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当中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接下来的第六个问题则进一步说明了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似乎由此在某种意义上又构成了一国特定的宪政时刻，则对中国宪法的研究又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而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对其做一番审视，则即使单从表述的形式上来看，这种政治色彩的又一次有意退隐，及由此带来的政策用语向法律术语的转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治理模式开始转型的时代特点。

其间，在我看来，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实质上是：在避免被沦为西方殖民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的前提下，如何在西方强势文化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谋求民族之自主和国家之强盛？无论是‘中体西用之说（张之洞），还是‘西体中用之论（黎澍和李泽厚）。而就算不存在救亡与启蒙相互交叉，甚至不具有明显现代国家与现代公民双向整合的美国，也依然存在着一种将相对主题进行取舍与复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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